“不足6小时不能退票案”不该由铁路运输法院审理

北京律师刘玲购买了火车票后因为意外不能成行，在火车开车前四个小时到北京西站去退票，被告知不能退，理由是距开车时间已不足6小时。对此，刘玲认为“不足6小时不能退票”是霸王条款，她把北京铁路局告上了法庭，索还购票款55元，并要求支付交通、查询费40元。
    受理这起案件的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，这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。根据相关法规，与铁路运输部门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纠纷案，均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。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刘玲对此不会不知，因此只能向其起诉，报道称 “正规、高效的受理”打消了刘玲“在人家家里告人家”可能缺乏公正性的疑虑。
    刘玲是不是真的没有疑虑，笔者无 法 知晓。但从公平计，这起案件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应当回避，也就是说此案的管辖应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。
    这是因为，这起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就是北京铁路局。而按照现行的体制，北京铁路局与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存在着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。学者秋风在 《铁路运输法院体制的泥沼》一文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，他说， “铁路运输法院从人事、财政的角度看，完全就是铁路局、分局下面的一个部门。但它却管辖部门内部的所有纠纷、铁路部门与其客户发生的纠纷、铁路部门因为其他商业活动而与第三者发生的纠纷。不管铁路法院法官素质如何，这样的法院体制本身，就容易使当事人怀疑判决结果之公正性。”
    确实，如果由铁路运输法院来审理旅客与铁路局之间的纠纷，就是典型的 “在人家家里告人家”。“任何人都不得充当自己的法官”，这是常识。这样的裁决不论实体结果如何，都无法逃脱自我护短的嫌疑，在审判程序上就不够公正。而程序不够公正的案件，即使个案胜诉，又有什么价值？
    笔者的担忧不是毫无道理，事实上早有先例，郝劲松曾因为在列车餐车上用餐而得不到发票，在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北京铁路分局。结果，法院以郝劲松不能证明自己在用餐后曾向服务员索要过发票为由，驳回了郝劲松的诉讼请求。这样明目张胆的庇护，真不知道旅客要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在用餐后曾向服务员索要过发票？
    当然，这是体制使然，尽管不合理，但体制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。但也正因为此，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有必要慎重对待此案的审理，自证清白，也是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，最最稳妥的做法是把此案报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让北京高院指定管辖。而作为业务指导法院和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上诉审法院，北京高院也有必要指定此案由地方基层法院审理。